杨嘉兴的金融梦

　　上周与杨嘉兴老人会面时，得知我来自检察院，老人很认真地说：我和检察院是有渊源的。原来，当年因为司机报销修车费的事杨老在检察院协助调查过，他说多年来每一笔账他都算得清清楚楚，记得仔仔细细，怎么也想不通会被检察院调查，还当场放了狠话：“如果查出我有问题，别人判一年，请你们判我十年！”聊到这儿，我们都笑了，杨老评价自己是清高，我却以为这是怀抱金融梦的心无旁骛，不屑蝇营狗苟。

　　杨老带我进书房，如数家珍地给我翻看老照片、他牵头发行的信用社股票，还有协会的章程，记忆的画卷铺展开来。八十年代的温州经济风起云涌，街办企业崭露头角却融资无门，民间资本急速膨胀但投资无序，金融乱象陷入了迷局，由当年震惊世人的乐清“抬会”事件便可见一斑。带着改革先驱的敏锐嗅觉，只有初中文化的杨嘉兴立志要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在计划经济大环境下逆向求索，如同产子艰辛，尝尽阵痛只为守护新生命的诞生。

　　就在万事俱备、开业在即的那一刻，人民银行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一夜之间，所有抱团取暖的伙伴和支撑瞬间崩塌，抽身离去，杨嘉兴陷入了绝境，他不明白这么一件利于民利于社会的事怎么就不行呢？他不惧怕失败，他心痛因畏惧失败而裹足不前！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当时的市委书记董朝才！我很好奇那次会面，问他：“我知道您当时不认识董书记，那董书记听说过您吗？”他摇摇头，接着说：“打听到董书记住在招待所里我就去招待所蹲守着，递了根香烟给门卫，问他董书记长什么样子，门卫指着进门的那位告诉我，这就是董书记！”在二楼的小房间里，杨嘉兴慢慢讲述自己的经历、街道企业的贷款困境、城市信用社的前景和金融风险规避。

　　千里马终遇伯乐，安静倾听了50几分钟的董朝才站起来说：“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了！”

　　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得到释然，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杨嘉兴也就此成为了中国城市信用社第一人。可是尘埃并未落定，直到去年杨老还在为创办第一家民资银行奔走筹谋，我很不解，这不应该是含饴弄孙，尽享天伦的年纪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我心里牵挂这些小企业，我牵挂温州的经济…”（作者：陈溶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