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经朋友介绍见到雷某（化名）。他四十出头，头发却已花白，怀里搂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身旁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两个孩子眼睛红红的，却一声不哭。雷某看见我，嘴唇抖了抖，只说了一句：“刘律师，我老婆……是被那个畜生打死的。”

　　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案子注定会在我心里刻下很深的印记。

　　一个家庭的崩塌

　　雷某的妻子兰某，老家在苍南，为了多挣些钱供两个孩子读书，独自一人在仙居的浴场做技师。2024年10月20日，她被人哄骗到山上，用锄头反复击打头部，残忍杀害。凶手抢走她身上的两个金手镯、两部手机和650元现金，随后将尸体掩埋在荒山土坑里。

　　四天后，当警察从泥土中挖出那具面目全非的遗体时，雷某几乎崩溃。而两个孩子，15岁的雷某甲和8岁的雷某乙，从此没了妈妈。

　　这个案子，我是作为被害人家属的诉讼代理人介入的。刑事部分由公诉机关指控，我的任务是在刑事审判中附带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最后一点经济上的抚慰。在接受委托时，当事人诉说其无力支付律师费，经律所同意，我们仅收取了3000元律师费（包含8次前往台州的差旅费，2次前往杭州的差旅费）。

　　第一次与雷某沟通时，他反复念叨：“刘律师，我不要钱，我就要那个畜生偿命。”我理解他的愤怒——任何金钱都无法换回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生命。但作为律师，我必须告诉他：刑事责任的追究由国家来完成，而民事赔偿是法律能给予你们的、实实在在的救济。同时在公诉部分，我们也给与了法院相应的法律意见书，要求处以极刑。

　　“雷大哥，”我说，“两个孩子以后读书、生活都要用钱。法律不能让他们妈妈回来，但法律可以帮他们要回一些公道。这个‘公道’，就包括钱。”

　　雷某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

　　法庭内外

　　案件一审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庭前准备阶段，我仔细梳理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据：户口本证明两个未成年子女的被扶养人身份，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医院和公安机关的材料证明死亡事实……每一项证据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无法愈合的伤口。

　　庭审那天，被告人应俊被带上法庭。他垂着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旁听席上的雷某甲突然紧紧攥住了弟弟的手。那个动作让我鼻子一酸——她是姐姐，爸爸已经哭得说不出话，她要替妈妈护住弟弟。

　　我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时，没有慷慨激昂，只是将雷某一家失去妻子、失去母亲后的生活状态平实地告诉法庭：雷某甲今年高一，学费靠亲戚接济；雷某乙要上小学了，每天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雷某精神濒临崩溃，无法正常工作，全家的收入断了……

　　我请求法庭判令被告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226万余元。这个数字对一个靠每月四五千元工资养家、还欠着网贷的被告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但我知道，这不是为了让他能赔得起，而是为了让法庭看到这个家庭真实遭受的损失。

　　判决的意义

　　2025年6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应俊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责令其退赔财物损失7527元，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万元。

　　10万元，远低于我们的诉请。但雷某收到判决后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依然沙哑，却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刘律师，谢谢你。法院判他死刑，也判了他赔钱。我知道他没钱，但法院说了他应该赔，这就够了。这是法律在替我们说话。”

　　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法治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法条和判决书上的数字。它是当一个人受到最残酷的伤害时，还有一整套制度在为他主持公道；是一个父亲在失去妻子后，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告诉两个孩子：坏人会受到惩罚，你们的损失在法律上被看见了、被记录了。

　　那两个孩子的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种在巨大创伤中依然保有的、对公平正义的最后期待。而我们法律人的职责，就是不辜负这份期待。

　　播下法治的种子

　　一审结束后，我经常想：我能为这个家庭做些什么？除了那张判决书，我还能不能再多做一点？

　　后来，我通过县矛调中心联系了相应的援助中心，为雷某甲和雷某乙申请了长期的助学帮扶。同时，我也把这个案子写进了律所的案例汇编，每次有年轻律师问我为什么要做法律援助案件，我都会讲这个故事。

　　“法治，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口号听起来很大，但落实下来，就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让正义被看见、被感受。对雷某甲和雷某乙来说，妈妈的离去让他们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但正是因为有了法治，他们还能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暴力不会逍遥法外，弱者不会被遗忘。

　　作为一名苍南律师，我愿意成为那个传递法治温度的人。用我手里的案子，用我写下的每一份代理词，用我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告诉每一个委托人：法律的灯，一直亮着。

　　目前，案件经过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现正在死刑复核中，愿案件早点结束，让逝者安息，让活着的人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来源：温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