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作为青少年开展网络交往、获取信息资源的核心载体，在为青少年拓宽认知边界、搭建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带来网络沉迷、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
近期，全球多国陆续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限制性政策。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率先落地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禁令。随后，英国、美国和欧盟多国相继推出不同形式的年龄限制与约束举措。但从西方国家社交媒体禁令实施的实际成效来看，一方面，监管政策难以落地，仍有16岁以下未成年人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年龄限制，持续访问受限社交平台；部分未成年人转向审核薄弱、缺乏安全机制的小众网站，网络欺凌、不良内容接触的投诉量未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禁令在实施中亦存在现实困境，如学生被禁用社交媒体后，教师无法高效同步教学信息，学生也难以获取优质在线资源，背离了发展学生自主性的初衷，也切断了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线上线下的高效互动场域。
深入审视西方国家社交媒体禁令的现状与问题，不难看出，照搬海外方案未必适合我国国情。海外这类禁令是简单将未成年人与网络世界隔绝，这既不符合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容易激发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探索形成政府、企业、家庭、学校、社会“五位一体”的协同治理路径，搭建了覆盖政策法规、平台责任、家校协同及社会共治的全链条防护体系，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政府：强化制度引领，筑牢政策法规的网络屏障
政府作为网络规则制定者、网络秩序维护者，始终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不同于部分西方国家推行的社交媒体禁令，我国恪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体系化的制度设计统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发展，在风险防范与数字发展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近年来，我国持续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2024年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权责体系，将未成年人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网络欺凌治理等内容纳入法治化管理范畴。2025年7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上危害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问题乱象。202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四类需治理的信息，要求平台不得通过算法或生成式人工智能向未成年人推送风险内容。这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网络治理重点从“控制时长”转向“规制内容”，由“减少沉迷”转向“促进成长”，体现了从风险逻辑向发展逻辑转变的政策思路。
未来，政府层面还可进一步落实制度供给的精准性和可行性。一方面，加快完善差异化监管规则，继续探索分级分类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准入机制，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成效纳入平台企业的合规考核体系；另一方面，强化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执法，打通网信、教育等部门工作链路，建立未成年人网络行为大数据监测和违法犯罪活动的快速响应机制。尤其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高危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网络保护需求，通过政策倾斜补齐欠发达地区的网络保护短板。相对于国外的刚性禁令，这种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逻辑和差异化治理模式，更适配我国未成年人规模庞大、社交媒体应用场景多元的实际情况。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打造全链条平台防护机制
平台企业作为社交媒体服务的提供者，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道关口”，其产品设计、算法逻辑等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环境。我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要求平台设置时段、时长、功能与内容的分级管控，重点在网络游戏、直播、社交等领域推行实名认证与消费限制。近年来，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列兼具技术向善与保护实效的创新举措，如利用AI识别未成年人账号、监测有害信息，提升保护的精准性与有效性等，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026年新浪发布的《微博未成年人保护报告》显示，2025年微博平台累计拦截、处置相关违规信息超2000万条，优化升级未成年人专属内容推荐算法，大幅下调娱乐化、焦虑化内容的推送权重。2026年4月，腾讯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明确为“兼顾侵害防治与正向培育”，其产品能力全面覆盖高频场景，将技术风险拦截在产品接触之前；微信和QQ均设置了未成年人模式的相应限制；微信视频号和腾讯视频电视端均设置分级管控；游戏领域通过“腾讯健康系统”推进防沉迷设计，严格限玩、限充，并细化人脸识别策略。
未来，平台企业还需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一方面，在内容的算法治理上置入媒介可信度参数，提升权重并公开算法逻辑，优先推荐经多方认定的可信内容；另一方面，在平台技术层面推广智能监测系统，利用大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虚假信息，并加大对违规的处罚力度。同时，建立便捷的未成年人投诉举报与救济渠道，严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底线，严禁违规收集和使用未成年人数据，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家庭：履行监护责任，言传身教树立理性用网习惯
家庭是未成年人人格养成的第一课堂。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强调“修身齐家”“言传身教”，主张父母以身作则、严格管教。这种文化根基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独特优势。研究数据显示，在亲子沟通充分、家庭陪伴充足的环境中成长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过度使用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均值，这充分印证了中国传统的家教文化在网络时代的独特价值。
在实践中，家长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使用时长，合理安排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防止因长时间使用导致网络沉迷等问题；二是关注网络内容，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网络不良信息和非法产业；三是关注使用目标，引导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发展学习技能、获取教育资源。
未来，家长要让孩子在充满安全感的家庭氛围中养成理性用网的习惯，主动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了解未成年人常用的社交媒体产品，学会识别不良信息的诱导套路，在孩子遇到网络问题时给出有效引导，让孩子学会驾驭数字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应成为培育未成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基本教育单元，帮助未成年人形成针对网络内容的精准辨识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学校：深化素养培育，构建“授人以渔”的课程体系
学校是未成年人接受数字素养培育的主阵地。教育部门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素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从“被动接受保护”转向“主动学会防护”，家校共同保驾护航，帮助未成年人建立对社交媒体的理性认知。
近年来，我国多地中小学探索出一批成熟的数字素养培育模式。例如，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搭建“人工智能+课程群”，配套全息教室、XR虚拟实验空间，其教学案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科创人才培养》入选《世界数字教育创新案例集》；苏州市吴江区青云学校打造虚实融合的“AI学习村落”教学空间，依托分层课程体系开发乡土AI实践项目，其教学案例获评江苏省教育数字化创新案例；贵州省黔南州举办的2026年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系列活动涵盖AI无人驾驶、无人机等特色赛项，形成“以赛促学”的全域培育模式。此外，还有一些中学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本校课程，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分析网络霸凌、网络谣言传播的危害，教会学生如何在社交媒体中保护个人隐私、理性表达观点。
未来，学校数字素养培育要进一步跳出“说教式”教学模式，坚持“授人以渔”的核心方向。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识别不良信息、防范网络风险，更要引导学生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媒体，如利用社交平台分享创作、参与公益传播、拓宽认知视野，让社交媒体成为助力学习成长的工具；将媒介伦理、数字责任融入德育体系，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自觉抵制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不良行为；配齐专业的数字素养课程教师，建立标准化的课程体系，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其认知发展规律的数字教育，实现从“被动防护”到“主动赋能”的转变。
社会：凝聚各方合力，构筑全面的网络保护生态
社会层面的协同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五位一体”治理的重要支撑，因此必须凝聚共识，打通各级社区、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公众监督等多个环节，大力提升我国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建构全方位的网络保护生态。
在北京市2025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中，不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亲子数字课堂”，普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知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场所也纷纷搭建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上网空间，配备专业的指导人员与安全防护系统。上海市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融入社区日常治理，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亲子网络安全小课堂”，面向中老年家长普及支付密码管理、不良内容识别、未成年人打赏维权等实用知识，有效填补了农村及城郊家庭的数字素养短板。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携手深圳市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共同发起联想乡村儿童数字素养支持计划（“小数苗”计划），依托乡村真实场景，为乡村儿童创造提升AI素养的机会，通过创新、有效、可持续的方法，让乡村儿童会用、乐用、善用AI，截至目前，累计覆盖200余所乡村学校和社区，惠及约2.4万乡村儿童。同时，公众监督机制也在持续发挥作用，浙江省平阳县、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等多地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监督员”队伍，邀请外卖员、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共同担任监督员，参与平台生态监督，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场景。
未来，按照《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部署，应将数字素养培育从校园延伸至社会各层面，覆盖至全年龄段，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是建设数字社会的主力军。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治理工作持续稳步推进，未成年人模式是被验证行之有效、统筹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是更合理、更负责任的网络保护举措。我国应坚持发展多方联动的长效机制，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
